那一年,浙江出版人的突围


从“放开”开始“开放” 不惧要根还是要飘的争议

那一年,浙江出版人的突围

本报记者 马黎

汪逸芳编辑《飘》时的笔记


汪逸芳编辑《飘》时的笔记


从“放开”开始“开放” 不惧要根还是要飘的争议


那一年,浙江出版人的突围


一本书的“浙江版本”,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,在很多人家里甚至像传家宝一样,从老一代传到年轻人手里,这在中国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

这本书是《飘》,就是你知道的那个《飘》——原名Gone with the Wind,美国作家玛格丽特·米切尔一生唯一的小说,却风行至今,全球现象级畅销名著。


这个奇迹的创造者,是一群敢为人先的浙江人。40年前,浙江人民出版社首先推出了浙江人傅东华先生翻译的《飘》,轰动一时,打开了地方出版走向全国、面向世界的大门。


它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,除北京、上海以外的地方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名著,当时首版销售高达60万册,成为现象级图书;


它也是浙江出版史上,唯一的“书中书”图书——在《飘》出版后的第二年,出版社专门出版小书《〈飘〉是怎样一本书》,详细介绍它的出版始末。


1983年,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成为了浙江文艺出版社。《飘》也成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看家书。如今,《飘》在中国已经有了五个译本,但傅译本依然是在广大读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部。今年,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飘》的40周年典藏版。


“《飘》出版四十年,背后的故事不仅是四十年出版的速写,更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侧记。”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这样说。


当年“飘”向中国的郝思嘉和白瑞德,曾经历了一场风波。包括这两个已经深入人心的中国式名字,在以“信达雅”为主流的译文世界,金华人傅东华先生的改造,是一次创新。


而另一则争议,则是它首次在中国的面世,差一点“流产”。浙江出版人的初心、眼界和胆识,保住了这个新生儿。


《飘》的出版,正是浙江出版人冲破思想禁锢、大胆进行思想解放探索的生动实践。


“在当时的大环境下,书‘出了问题’之后,浙江出版人谁也没有害怕,大家齐心协力,从最大的领导,到最小的小编,没有一个人是抖抖嗦嗦的。我们只是在想我们的‘祸’闯到哪个级别了,但经过反复讨论,我们没有错。”《飘》汪逸芳回想当年,迎难而上,齐头并进的团队精神,让她至今难忘。


1979年,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工作才两年的新人“小汪”——汪逸芳,第一次读到了傅东华翻译的《飘》,100万字,直觉就是好看,没别的形容。


40年后,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、浙江文艺出版社原编审“汪老师”,原以为这段惊心动魄的记忆已经无法复原,但前两年她从书橱的顶端角落里找出了一本《浙江日报》采访本,就是她刚入行的工作笔记,其中一页写着:“1979年9月22日,开始编《飘》。”


出版《飘》,全票通过


40年前,浙江省的出版社只有一家,就是汪逸芳所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,所有的人加在一起也只有70人左右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社会重心明确转移,改革开放,解放思想,百废待兴。文学界,出版界更是如此。


1979年夏天,出版社感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时,以经营旧书为主的“上海书店”的应子良带来了傅东华上世纪40年代的译作《飘》和《琥珀》。


“不光我们在找书,旧书店也希望他们的旧书能找到出口,各处都在找地方,看哪个出版社有意向,而当年浙江只有我们一家。”汪逸芳说,“摆在面前的问题是:面对整个社会的书荒,我们能快速地做些什么。旧书可不可以翻版重印?值不值得重版?改革开放了,有许多事情都可以重新审视。开放,也可以理解为‘放开’,那么‘度’又在哪里?”


在出版《飘》的问题上,出版社全票通过。


1979年,人们对引进版权还没有概念,“上世纪40年代的书,只要能找到译者或译者后人,一般都能解决问题。而译者傅东华是我们金华人,虽然于1971年谢世,但其后人在上海。如果去找,也许可以沾一点乡里乡亲的‘便宜’。”汪逸芳只想赶快进入编辑程序。


就在开始编辑的两天后,一场巨大的风波急速吹来——在没有网络的年代,可以说相当迅猛。


9月24日,她在《读书》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美国小说《根》的文章里谈到了《飘》,毫不留情地批判了《飘》。“《飘》与《根》是对立的。从赤裸裸的奴隶主立场讴歌内战前南方生活,对被打倒的奴隶主寄予无限同情……因而受到反动势力的喝彩。四十年来有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哄抬,使之成为‘一切时代的畅销小说’。但没有人否认,它是透过奴隶主的眼光来看奴隶制的,因而是地地道道的翻案文学代表作。”


汪逸芳立刻将杂志交给了领导。很快,她接到了通知:暂停编辑工作,并要求她提出出版理由——是否有艺术参考价值。


“上册在12月如期出版,12月25日中册付印,下册在校对中。”汪逸芳的笔记中,这二十几个字的背后,有很多人为之付出的坚持,但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。


争议中,《飘》成为引领者


2019年,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40周年典藏版《飘》,每本书还附赠了一本红色小羊皮手账,里面用图文形式,穿插着很多首次公布的老照片和文史档案,包括汪逸芳写的出版过程。其中有一篇文章,题为《飘到哪里去》,署名林放,原载于1980年1月29日《解放日报》。


作者直言不讳地指责——


一部美国上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《飘》又重印了。一部三册,据说印了几十万之多。……这部小说把那些实行种族歧视的奴隶主当作英雄来描写,女主人翁则是一个“人妖”式的美人。从思想的角度来说,比起斯托夫人的名著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来是一个反动、一个倒退。


最后一句是:“希望我们的出版界,不要‘飘’得太远呀”。


1980年1月27日和1月29日,《解放日报》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《《〈飘〉热与〈根〉热》和《飘到哪里去》,拉开了批判出版《飘》的序幕。1980年4月23日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用“丰加云”署名的文章:《揭开〈飘〉的纱幕》。


汪逸芳和同事在第二天早上看到了《光明日报》的这篇报道,去局长马守良的办公室开会。“从老马办公室出来,心是定的,人是不怕了的,因为大家齐心协力要把这件事办好,办到底。至于结果,谁也没去想。”


从汪逸芳的工作笔记看,自1980年2月起,她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四处找外国文学专家,争取他们为《飘》写评论,当时她找得最多的是杭大教授丁子春。


丁教授兼任校图书馆副馆长,他认为要历史地分析这部作品:“纽约放映电影《飘》时,由于许许多多人家顾不到生火烧饭,以致市里自来水水压普遍上升。片子放完水压立即下降”。这样的细节编是编不出来的,它说明,小说有被肯定的内在的必然性,起码艺术性不容怀疑,至于作者立场,那是另一个问题。


就如马守良后来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:《飘》终未随风而逝。


在那本羊皮手账里,有一页印有一张剪报。1980年6月15日,香港《文汇报》登载了美联社13日发自北京的一条电讯稿,其中一行标题:邓小平告美友人他认为可以出版《飘》。


一场关于《飘》的争论就这样结束了。


浙江出版人的突围,很快引发了国人对外国文学名著的阅读高潮。这本书的首版销量高达60万册,很快,福克纳、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等等大量外国文学名著陆续进入中国人的阅读视野,它滋养了一代代中国文学青年的成长,这其中就有莫言、麦家等。